我写第一篇小说是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写作的原因完全是受了作家方之的诱惑，方之是我父亲的挚友，那时候刚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南京，房子尚未落实，整天泡在我们家聊天。聊得最多的是他一再声称要写的小说，就那么几个故事，反复说，一直说到别人厌烦为止。除此之外，他老是想不通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写小说。随便和他说着什么，他动不动就眼睛一瞪，非常严肃他说：“这完全可以写一篇小说，写下来，你把他写下来。”
于是我说试着写一篇小说。当然刚开始只是用嘴写，我告诉方之，自己打算如何如何，开局怎样，结局又怎样。方之总是点头称好，说他正在筹备一个专为青年作者提供机会的文学刊物，我的小说写出来以后，可以在那上面发表。
我那时候对发表小说的兴趣并不大，也许是自己见得太多了，我从小生活在书的世界里，家里到处都是书，总觉得一个人有几个铅字印出来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使我入迷的是那些世界级的外国作家，人人都写了一大堆作品，和他们相比，中国作家简直就不能算是作家。方之一有机会就问我小说写得怎么样了，我便一次次敷衍他，说：“就写，就写。”
一直到方之筹备的文学刊物创刊，我许诺要写的小说仍然没有一个字。这个刊物就是后来一度大红大紫的《青春》。创刊号上的头题小说是李潮的《智力测验》，李潮是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看了他的小说，我不免有些羡慕。也有些妒嫉，于是正经八百地开始写那篇在嘴上念叨了无数遍的小说。
我写的这篇小说名字叫《凶手》，开头的场面颇有些传奇色彩，一位杀了当代花花公子的青年人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之夜，背着铺盖敲开了派出所的大门，向正在值班的警察投案自首。接下去便是倒叙，以凶手的口吻，叙述一场凶杀的全过程。小说的结尾也很有戏剧性，凶手忍无可忍，接过匕首，为民除害，破膛开肚，把仗势欺人的花花公子杀了。
这是一个非常拙劣的短篇小说。写到一半的时候，方之便从我手上抢过纸片，一段一段地看，一边看，一边笑。那时候正是右派平反不久，我父亲，方之，高晓声，陆文夫，梅汝恺几位为同一桩事打成右派的难兄难弟，常常有机会聚在一起喝酒谈文学，方之最不善饮，几口酒下肚，把我正在写的小说当笑话，讲给大家听。大学都觉得方之是在为我的事瞎起劲，明摆着，当时我写的这种小说绝对不可能发表。伤痕文学虽然正走红，但因为描写了阴暗面屡遭非议，我的小说比伤痕文学走得更远，因此父辈们都觉得方之太书呆子气。
小说终于写完，方之也承认这小说的确难以发表。有一次，方之组织了一次座谈会，讨论当时得全国奖的短篇小说，议题是说坏不说好，大家不妨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谈谈这些得奖小说的不足。别人发言的时候，方之把我的小说又细细读了一遍，会一散，他拉住高晓声，说：“兆言这篇小说，我们帮他加工一下，说不定还真能用。把高于子弟改了怎么样？”我已经记不清高晓声当时说了句什么，反正他当时很不以为然，笑着，看着似乎还有些孩子气的方之，方之让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：“老高，怎么啦？”
我的小说最终果然没有发表。尽管有方之为我力荐，不止一位编辑说这小说不错，但是无一例外不是在终审的时候被淘汰下来。多年以后，安徽的一位老编辑写信给我父亲，仍然为我的小说发不出来耿耿于怀。小说的稿早不知到哪去了，有一段时间内，我手上积了近30万字的手稿发表不了。我和退稿笺结下了不解之缘，铅印的或者编辑手写的不关痛痒的三言两语，常常让我羞愧难当，恨不得将手头正在写的稿子扔掉。有几篇稿子在寄来寄去的途中遗失了，有的却是编辑部懒得退稿，时间长了，写信去讨，连回信都没有。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的第一篇小说到哪去了，反正也不是一篇好小说，我根本谈不上心疼。让我念念不忘的，是已故的方之当年对我的诱惑，没有他，我根本不会写我的第一篇小说。
（摘自《海上文坛》1997年第3期，叶兆言文。）
